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是固废治理的基本原则，如何从原则走向实践？刘振刚认为，将该原则变成可量化、可追踪、可问责的实际监管执法，关键在制度设计。

就此，他提出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构想：首先要建立电子台账监管系统，能对所有产废单位在环评、排污许可、固废管理计划申报的“固废成分-数量-流向”进行实时监管；其次，要严格实施排污（固废）许可证管理，通过法律约束，推动企业主动减污；再次，要实施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制度，要求企业在建设前按项目环境风险等级缴纳保证金，确保后期若造成污染所需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；此外，还要综合考虑绿色供应链管理，把污染成本计入供应链考核，推动末端企业将减废要求涵盖至上游原材料生产环节。

刘振刚指出，通过“实时台账-行政许可-资金保证-绿色供应”等，在源头厘清“污染者”，在过程中强化“行政约束”，在末端保障“修复资金”，实现污染者“产生即负责、违法即付费、损害即修复”的闭环管理。

无害化贮存、转运、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固废治理的硬件基础。刘振刚用“总体满足、布局失衡、协同不足”十二个字概括了当前相关基础设施的现状。

具体而言，目前固废处理处置设施总体满足固废需求，但区域匹配失衡，一方面东部超大城市固废处理处置设施“吃不饱”，另一方面，中西部部分省份“吃不完”。

同时，城乡统筹不足，一方面城市处理处置设施偶有闲置，但广大农村地区普遍缺少相关设施，生活垃圾、医废、农药包装等固废只能长途转运到周边城市集中处置，导致成本激增。

如何兼顾固废处理处置设施的环保性、安全性与经济性，破解布局难题？刘振刚提出了三大方向：

一是强化省级统筹，推动“设施共享”。省级层面要统一规划建设固废处理处置设施，明确“服务半径-处置类别-处理能力”进行设施共享，降低处置成本；

二是探索“跨区域协同”机制。对于跨区域转移的开展协同审批、明确生态补偿，破解“邻避”效应；

三是运用科技赋能“全过程监管”。利用物联网、遥感等技术进行固废产生-处理处置-消纳或利用全过程监管，避免违法倾倒现象发生。

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，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核心，也是变“废”为“宝”的关键。刘振刚肯定了我国在特定领域技术研发与应用上取得的进展，如针对钢渣已开展“炉内改性-梯级利用”技术，建立万吨级生产线，针对建筑垃圾的再生道路基层材料技术已得到推广应用，实现了骨料替代率高达50%的目标。

11月8日发布的《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》白皮书指出，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，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。截至2024年底，已建成废旧物资回收网点约15万个，各类大型分拣中心约1800个。2024年，煤矸石、粉煤灰、尾矿等七种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9%，较2020年提高3个百分点。

但刘振刚坦言，总体上仍存在资源化技术水平较低、资源化产品经济性差及消纳不畅等问题。他认为，要真正解决固废污染，实现资源循环，首要任务是提高资源化技术水平，增强固废消纳能力。通过传统技术迭代升级或新技术研发将固废变成替代原料、替代能源的新增供给，是破解“固废污染”与“资源短缺”双重压力的关键。

其次，开展资源化技术全过程效益评估。技术评估不仅要考虑技术可行性，也要兼顾成本和收益的经济平衡，实现资源化技术的落地应用。

在完善资源化产品标准认证方面，量化资源化产品质量指标为绿色采购提供依据，打通资源化产品进入产业链循环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最后，要进行固废资源化碳足迹核算。建立统一的碳核算方法，量化“替代减排”收益，为企业提供碳市场与绿色金融“通行证”，把固废资源化从“生态包袱”变成“绿色财富”，发挥市场力量促进固废循环经济发展。